□ 樊博文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犹如三座巍峨的精神坐标，矗立于荆楚大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精神本色。深入理解和把握三大精神的共性与个性，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有助于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精神支撑。
从精神内核中把握三大精神的共性
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的共性所在。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虽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蕴含着贯穿其中的共同精神内核。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根本价值立场。大别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以巨大牺牲和奉献，支撑起“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面对1998年特大洪水，广大军民昼夜坚守，以血肉之躯诠释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的价值担当。面对疫情，党中央统一指挥，无数逆行者舍生忘死，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
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思想武器。在大别山革命斗争中，党根据敌强我弱、地势复杂的实际，选择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根据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广大军民坚持科学防洪，依据气象水文数据精准调度、有序转移。在抗疫斗争中，党中央根据病毒变异动态调整防控策略，每一步都基于实践和科学。
始终彰显敢于斗争的意志品格。敢于斗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大别山革命斗争中，面对敌军和恶劣环境，广大军民毫不畏惧，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军民“誓与大堤共存亡”，以死守决心夺取胜利。在抗疫斗争中，无数逆行者主动请缨，义无反顾向险而行。
从斗争实践中把握三大精神的个性
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的个性所在。三大精神的形成，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斗争实践形态。
斗争对象存在差异。在大别山革命斗争中，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表现为阶级压迫与民族矛盾交织下的政治军事对抗。抗洪精神形成于1998年特大洪水之际，斗争对象是破坏性极强的自然力，考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自然灾害面前的组织能力。而抗疫精神形成于世纪疫情突袭之时，斗争对象是未知的新冠病毒，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斗争时空场域存在差异。大别山精神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革命根据地，其孕育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的武装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革命烙印和地域特色。抗洪精神集中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经历着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其背后是新中国水利建设成就和举国动员体制在和平年代的集中展现。抗疫精神则淬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凝聚于应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斗争，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
斗争方式存在差异。大别山精神的斗争方式，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群众动员为主，靠的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以及“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深厚群众基础。而抗洪精神的斗争方式，是一种军民协同、科学调度、工程防御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系统性行动，强调人防与技防并重。抗疫精神，则融合了如大数据溯源等现代科技力量、联防联控等精细化社会治理手段，是一场依托科技进步与制度优势的精密阻击战。
把三大精神转化为推动支点建设的磅礴伟力
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深入把握三大精神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回答好“为谁创造、创造什么、怎样创造”这三个根本问题，让三大精神内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
回答“为谁创造政绩”，在于恪守三大精神共有的“人民至上”底色。真正的政绩必须经得起群众检验，要把群众口碑作为最硬核的政绩，把民生温度作为最实在的发展指标。
回答“创造什么样的政绩”，在于汲取三大精神个性的实践特质。真正的政绩，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要靠“功成不必在我”的韧劲、“防患于未然”的定力、精准施策的智慧来实现。
回答“怎样创造政绩”，在于立足实际、担当作为。三大精神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斗争形态提醒我们，政绩创造没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既要敢闯敢试，又不能脱离省情民情；既要只争朝夕，又不能急功近利搞“一阵风”。（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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